XiaoMing (七)连台戏——从清早到深夜不断的唱
旧时，唱谢神戏，为了表示虔诚，庙首让戏班唱连台戏。
所谓“连台戏”，就是从清早辰时到午夜子时，伶人不断地在庙台上唱戏，台上一时一刻也不能没有人。
为了应付这种情况，戏班也有自己的办法，唱神戏一般都是一日三开戏。早8点至9点唱早戏，11点到下午4点唱日戏。晚上7点到 12点唱夜戏。整连台戏，就是在这三场正戏以外的时间予以安排。即9点至11点两个小时，4点至7点三个小时怎么办？
戏所是这样安排的：
上年9点至11点，庙台上只上三个人，一位伶人，一位场面，一位箱官。他们身穿道袍，手持拂尘。扮“仙家”模样，到台上“坐场”，每人坐半个多钟头。
3个人在台上并不白坐，接完神，庙上给他们发放赏钱，每人一吊。所以，戏班的人都愿意揽上这差事。除了名伶外，其余人轮着坐场。
下午4点至7点，庙台上也要有“坐场”的人。戴道巾，穿道袍、持拂尘。若是“须生”坐场,戴三绺、扮成出家人，仙家或天官；若是“小生”坐场，扮仙童或韩湘子。
这次“坐场”，与早戏后的“坐场”不同。早戏的“坐场”是坐在那里不说、不唱、不动；而这次“坐场”要唱，要表演。
试想，一个人在台上连演带唱折腾两三个钟头。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肚子里没两下子的人胜任不了，名伶不能派，底包担任不了。扮这种脚色的人，只有那些肚子里玩意儿多，又没成名的伶人。
举几个唱“坐场”戏有名气的人:
民国初年，张垣长胜班有个唱胡子生的伶人，外号叫“二迷糊”、是个年逾五句的老伶，科班出身,凡须生门的文戏、武戏都敢唱,什么《杀府走边》、《芦花》、《五雷阵》、《打金枝》、《牧羊卷》，是个“全才全套”，年份子二百多吊。因他吸鸦片,整日丢盹瞌睡打不起精神,有一次唱《调寇》，他扮八贤王，寇准跪下，该他唱了，他却“呼呼”地睡着了。太监喊他：“该你唱了!”他睁开眼瞎唱两句，台下都认识他,不“怼”他,只是笑：“‘二迷糊’又睡着了！”
“二迷糊”经常扮“坐场”的脚色，戴道巾,挂白髯，穿八卦衣，持拂尘，扮做张果老。
他往台上一坐，从张果老的祖宗三代起，直到他成仙得道，都要叙说一遍，道白一段，唱一段，词句是他现编的，能整整折腾三个钟头。
有时,他有大烟瘾没醒,掌班的便让他上台，他迷迷糊糊上了台，不知该说啥。
这个工夫，台下看客全都回家做饭、吃饭去了，台底下尽是一些贪热闹的毛孩子。孩子见他没词，就笑他：“‘二迷糊”，你咋忘词了?”他便现编词，逗小孩们玩：“远看青山绿水，近看一拨子灰鬼!”孩子们大笑。“二迷糊”虽不是红角儿，但戏班缺什么角儿能顶什么，上了台出口成章，什么对子、诗、唱词、道白，都是现成的。像这样的硬底包在戏班里是很宝贵的。
还有一位唱“坐场”戏有名的伶人，名叫黄四毛，是德胜班班主黄德胜的师父。
黄四毛,年纪也近六旬,他原是唱小旦的,后改胡子生。他也是一位硬底包，什么戏都敢唱。有时戏班需要“救场”、不论什么戏，不论哪一行当，临时抓他上，一上台张嘴就来。他肚子里玩意儿多，戏路子宽，就是质量不行，他唱正戏看客不喜欢他，为此编了“串话”：
“瞧是瞧不着，瞧着是个黄四毛。”
唱连台戏，戏班的人全吃饭去了，他一个人在台上折腾三个钟头，自己过了观瘾，戏班又解决了问题，真是各得其所。
连台戏一般都在五六月份唱，庙上管接管送，吃喝招待得也好，前后包台、放火彩，给的油粮也多。
唱连台戏，比较隆重，台口价钱也大。正日子这天，各村都向庙上送布施。戏班一天唱三场戏，还要有“坐场”，是很辛苦的，然而伶人都愿意唱，原因一是伙食好，二是戏份开得多，三是有犒台，四是有赏钱。
（八)对台戏——戏班打擂台
“对台戏”，就是两个戏班演出的场所离得很近，有时甚至是一个庙会的两台戏。
戏班如果遇到对台，全班上下都要严肃认真地应付，特别是遇到两班阵容相差不远，名伶又在伯仲之间时，对广大观众来说，是要在五光十色，应接不暇的艺术欣赏中,以客观公正的姿态,铁面无情地进行褒贬与评议,然后就不害气他倒向一方。
对台戏对戏班来说，如同两国变战；对角儿来说，如同打擂台。在这场“搏斗”中，戏班使出浑身解数，角儿要拿出着家戏。
在出戏报时，两班也是针锋相对的。比如,甲班出《富贵图》,乙班就出《美人图》；甲班出《八义图》，乙班就出《日月图》。有时，你出《满床笏》，我也出《满床笏》。总是对看干！
如果一个新来乍到的戏班子，碰上一个在当地久负盛名的老班子,这样的对台戏就更不好唱了。对台，对老班子来说无所谓，而对新班子来说，人生地不熟，弄不好就有在当地站不住脚的危险，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。
民国二十年(1931),聚兴园班主“五月鲜”刘明山从绥远领着戏班到忻州去唱,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。
忻州属晋北地区、当时是“上路调”(北路梆子)的天下，而聚兴园唱的是“下路调”（中路梆子),晋北二州五县从来没有听到过。这无疑麻烦很大。
聚兴园唱到定襄县宏道镇，遇上了合义班。该班领衔主演是驰名晋北二州五县大红大紫的名伶“十六红”、“十三日”。
两个戏班怎么会碰头呢?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
民国二十年(1931)五月十三、宏道镇“关帝庙”唱戏,写头以150吊的戏价写了聚兴园的戏。可是，庙首接着又写下合义班的戏。很明显，这是庙首有意安排的。
班主“五月鲜”得知此事,心里万分焦急，他想：“人家‘十六紅’、‘十三旦’是有口皆碑的老牌子，咱新来乍到，闹不好，在晋北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!”当即召集全班“说公事”。
大伙心里都很担忧，有的说：“干脆退了这台戏吧!咱对不过人家!”一伙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。说：“怕什么？咱们去，跟他比比十六红再好，人老了!咱四十多个后生，跟他对对去!”
当时聚兴园年轻人居多，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，大伙给“五月鲜”壮胆、打气。刘明山当时也是三十出头,心气壮,最后决定唱这场对台戏,宏道镇十字街，街道很整齐，关帝庙就在十字街口，戏台很小，聚兴园有武戏展不开。所以在戏台前又搭了一个台子。
合义班比聚兴园早去了一天，他们在距离一里之遥的南门外庙台。在戏台方面,聚兴园吃了亏,人家在野滩唱，两边绿树成阴、很凉快；而城里戏台是面南的，正是暑伏天，太阳直照台上，演员很受罪，戏不好唱。
班主“五月鲜”一踏进宏道镇，先去拜访“十六红”和“十三旦”。“十三旦”到张垣唱过，红得不得了。时年三十五六岁、“五月鲜”称他师兄；“十六红”岁数大、“五月鲜”称他师叔。
见了面。"五月鲜“说了一些客气话道：“ 我们初来乍到、艺也浅。请师叔、师兄多指教！ ”
"没甚，放心地唱吧!”
“师叔与师兄让让我们……”
“好说好说！”
双方见面说的都是客气话，但心里都清楚一旦到了前台，那可是“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！”
“五月鲜”回去以后，就整天琢磨这台戏怎么个唱法。班中虽有“小十二红”刘宝山、孙长斌、小电花、小电元、小电灯、小电路、张宝元一些好角儿，但人都年轻，牌子还不硬。琢磨来琢磨去，硬拼不行，只能充分发挥本班的特长,唱他们不唱的戏。
庙首点戏了，条件是“十六红”唱什么戏，“小十二红”唱什么戏；“十三旦”唱什么戏，“五月鲜”唱什么戏！
“五月鲜”跑到庙上，一再解释：“上下路戏，戏路子不一样，都唱一样的怎么行呢？”好说歹说，社首总算是通融了。
头天，合义班出的是“十六红”的拿手好戏《坐楼杀院》，他一个“杀院”就能唱到半夜。
聚兴园出的是“五月鲜”与四弟“六月鲜”的《六月雪》。忻州没有这出戏。开始，压不住埸！
“十六红”一句“耳听得谯楼上起了更点”台下听得真真的。人们纷纷议论：“听！十六红’这嗓子，多脆多亮!”
台上可慌了!如果再抓不住看客,就要被人家拉走了！
后台的气氛很紧张，这时，名丑“六六丑”上了台,使出浑身解数,插科打诨,卖了大力气，逐渐把台子压稳了。唱到“法场”一折，“五月鲜”细腻真实的情感把台下看客感动得落下了眼泪。
晚上,“十六红”唱《下河东》，聚兴园上演《铡判官》。这也是晋北不唱的戏，“跳判”、放火彩、小鬼舞蹈，宏道镇的人没见过,感到挺新鲜，效果很好。
按照常规，午场唱了本戏，夜场就可以不上本戏了，聚兴园不但出了本戏，而且又加了出武戏《塔子沟》，真刀真枪开打，这又是罕见的玩意儿。
那边散了戏，这边尚未散，“十六红”悄悄跑过去观看。
次日，“十六红”与“十三旦”演出了两个人合作的拿手好戏《芦花记》，而且，还给看客散烟卷，决心把聚兴园对倒。
聚兴园在出戏目上煞费苦心，不但个个新鲜，而且戏路子宽，文武齐下。剧目有“小十二红”刘宝山的《借东凤》；“五月鲜”刘明山的《三娘教子》；小电花、小电元、孙长斌的《无底洞》、《百草山》；张宝元的关羽戏《斩颜良》、《单刀会》。
最后，宏道镇的庙首作了评价：要比硬唱，谁也赛不过“十六红”、“十三旦”、而忻州人最爱听的是硬唱；聚兴园的戏,阵容齐整，年轻精神，唱戏卖力气,做戏细腻认真,刷目稀罕，新鲜化妆、服装、舞台布置都比忻州时新。
事后，“五月鲜”回忆此事，说：“那次对台戏实在不好吗！”十六红’牌子倒了不好扶，我们倒了在晋北就没有了立足之地!这事可费了心思啦，一个安排不当,人家能把你一场子拉走!”上路调，调门高，独眼子大调”,可真了不得城外唱，城里听得真真的现在想起来。还后怕哩！”
此后，聚兴园将“下路调”在晋北牢固地扎下了根。转遍了二州五县，颇受欢迎。
对台戏如同“二虎相斗”,不知砸了谁的饭碗。
(九）堂会观——到有钱有势的人宅院唱戏
古人称屋为堂、衙门叫“大堂”，私宅叫“二堂”。阔宅第有“前堂”、“后堂”，贫寒人家屋子称“草堂”。戏班唱外台子戏叫“唱会”。有钱势人家在住宅唱戏，不只自己家里人看，还请亲朋好友,官府商界等有面子的人来看,热闹得像“赶会”一样。所以，私宅唱戏叫“唱堂会”。
旧时,财势之家祝寿、新婚、满月、年节、升官，赔礼……都可以唱堂会。有的唱四天、有的唱六天，最少唱三天。
唱堂会开销很大，远来的要安排住宿，近处的要车接车送,还要大摆筵席,极尽铺陈之能事。
举几个唱堂会的事例：
民国十五年(1926)，丰镇红帮唱堂会，在一家财主的大院子里，摆了两排八仙桌，共20张。
院中安装了烧水的大锅炉。“堂会”没唱大戏，都是“清唱”,叫的全是女演员,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、有京津颇负盛名的京梆子坤伶。有张垣、宣化、晋绥红极一时的山西梆子坤伶。
每日从早晨八九点钟起，客人们便陆续前来。除了红帮里的头面人物。还有与红帮有联挂的官府、军界、商界的要人，有土匪头子、地头蛇等等。
20张桌上都摆有麻将牌、还有各式点心、糖果、蜜钱、花生、瓜子等食物。客人来了、场面吹吹打打，主客寒暄，气氛热烈。
清唱的坤伶众多，从清晨直到太阳落山，客人离去为止。清唱的剧目除了管事安排的以外，来客还纷纷点戏，给赏钱。响午与晚上摆两次酒席,吃罢晚饭,门外伺候着的轿车子,将客人送走。
红帮堂会唱了三天，每天都是人如流水。客人来一伙，接待一阵，赶上吃饭就吃，赶上玩就玩。
私宅唱堂会也不少。
万全大财主霍三东家(霍枚)，是京张晋绥远近闻名的“百万富翁”。民国四年(1915)，霍家长子与弟媳打架，弟媳乃是张垣第一大商号“大亨店”万货庄的东家李连家的掌上明珠。李连为女儿撑腰，不依霍家。霍家为了“赔情”,唱了三天堂会。
霍家老它宅前后十三进院子，东西还有许多跨院，西院有座明朝建筑的戏台，台子一尺多高，台前还有个金鱼池。这次堂会设在小戏台。李连为了争面子，给女儿出气，提出“搭彩台”唱戏，将李家的亲戚朋友都请来，故意破费霍家钱财！
于是,霍家在中院搭了彩台,酒席尽是山珍海味，请的戏班是张垣最好的草台班——长胜班戏班的下处被安排在城隍庙街的五川店。角儿们每天到霍宅里去坐席，底包们每天食炸糕、馒头，肉烩菜。
霍宅搭台的院子挺大，能放六七百人。前厅坐男客，后厅坐女客。吃饭由于人多，另院内搭了天棚，摆着一排排八仙桌。
这次唱堂会，还出了点小麻烦:
头一天头一个剧目，就是给李家千金小姐唱“女加官”。按说，这个脚色是三路演员的活儿,李连有意为难霍家，提出要求。非让头牌名旦李子健来扮演。李子健当然不干，再说他也不会，因为他没跳过。承事老板“衙役三子”范老三急得直跳脚，再三央告，后台人们也很着急，名旦“二毛旦”与苏大有主动教他,李子健无奈，只得勉强应允。李子健戴凤冠，穿红蟒袍，在“台台衣台衣台台”的鼓点声中上场，整冠、一拜，二拜、三拜，亮出送子条目，左拜、中拜、右拜、做出种种舞蹈身段。
舞蹈完毕、按常规演，应该“女加官”下场，到“大衣箱”处抱出彩娃子“大师哥”,二次上场。
谁知，李子健下场后，越想越觉得屈辱，贵贱不上了！
台上锣鼓点敲打着，还有三个人(两个仙童,由刘明山、刘宝山弟兄俩扮演，开路神由承事老板“衙役三子”扮演)在台上干等着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掌班老板急得不住地给李子键作揖，别人也一个劲地劝,说好话,李子健含着泪,噘着嘴,抱着“彩娃子”才又上了场。
下面，锣鼓点改成“衣且衣且光来来衣且衣且光”,“女加官”将“彩娃子”送到李家小姐的房中去。
李家小姐的绣房离戏台挺远，需要穿过两个跨院才能到她屋里。一路上,围观的人拥挤不动,李子健抱着“娃娃”，羞得抬不起头。进了少奶奶房里，将“贵子”送给了李家千金，他一转身,分开众人，噘着嘴大步流星跑回后台。凤冠不摘，蟒袍也不脱，坐在那里又哭又闹。
本来，跳加官送子是件高兴的事，这一来前后台都不高兴。后来,霍家专点了李子健一个戏,给了他十吊“单赏”，以示安慰。
这次堂会,李连要破霍家的财,丢霍家的人,三天花费，白银万两，然而，这对霍家说来又算个什么，无非九牛一毛。
官家也唱堂会，民国十一年(1922)，张家口都统张景会为老母祝寿，唱了一次大堂会。上堡玉带桥以北霍家粮栈的大院里高搭彩台,坐西朝东。以翠峰园做班底，从各戏班抽调头牌名伶。
剧种除了山西梆子外，还有庆丰园的京梆子。张景会亲自登门，将年逾七旬的花旦泰斗“十三旦”侯俊山和小生泰斗“十七生”宋瀛海这两位久已息影戏坛的巨擘大家也请出山来。
来赶堂会的人皆是张宣各地官私两面的头面人物。个个袍褂礼帽。大院里摆满了八仙桌，男东女西分席面坐、每日两场戏、唱完就开筵。
翠峰园班主“狮子黑”张玉玺手拿牙笏，在客人之间往来穿梭。请人点戏。
在唱戏当中，不断有人高声喊报：“某某县太爷到！”“某某司令到!”“某某太太到!”凡来一位客员或内眷，戏班就打住戏，跳一次“加官”,来了男客，跳“男加官”；来了女客跳“女加官”,热闹非凡。
人们最津津乐道的，是“十三旦”侯俊山与“十七生”宋瀛海重登舞台。
在这次堂会上，侯俊山老板在《凤仪亭》里反串后半场的吕布(前半场吕布由“小二家”薛宝昌扮演)，戏中的貂娜由“二女子”王桂香扮演，“狮子黑”张玉玺饰董卓,“盖天红”饰王允。
侯俊山虽已七旬开外，表演艺术仍不减当年。尤其是“翎子功”，令人拍案叫绝。由于多年不登台，唱到“花园相会”一场，侯老板忘了四句唱、“二女子”笑得不行，连自己的念白也忘了说了。舞台经验极为丰富的“十三旦”，便与她连拥带抱地下了台。看客们并未看出来,以为是“十三旦”的新戏路子。
到了后台，侯老板对王桂香说：“多年不唱了，人家叫唱，不出来就行了？”
“二女子”唱完貂蝉，又赶了个“刀子旦”，与“十七生”宋瀛海合演《忠义侠》，“十七生”的纱帽功，又赢得满堂彩。
据回忆，这次堂会唱的戏还有:
山西梆子《女起解》：筱金婵扮苏三、“定善丑”饰崇公道；《断桥》接金婵饰青蛇，筱金香饰白蛇。京梆子唱了《玉堂春》，由杜永凤饰苏三,杜永红饰王金龙.京梆子还唱出了几出小戏；《锯碗钉》、《亲家母顶嘴》等,由马玉洪、金文燕、陈艳桃、陈碧桃等坤伶演出。
民国二十二年(1933)十一月,“五月鲜”刘明山领聚兴园到包头演出,正赶上包头警备司令王金国为母祝寿唱堂会。原定四天，由于末日子新到一位太原司令。又增加一天，共唱了五天，这次堂会也是十分热闹的。
堂会搞得十分排场,总管是个叫“洪大个儿”的人，下设四个操办组：管账组。伙食组，收礼组、接待派车接送组。商界、军界、政界、亲朋，都有专人分别负责接待。
这次堂会是由两个戏班合演：
山西梆子聚兴园班主“五月鲜”刘明山，名角有“十八红”、“水上漂”、“凤凰旦”、武德、孟长荣，坤伶有武彩凤、武玉莲、“三女红”等。
京梆子班班主是孙长山，名伶有“九岁红”、“小自娃”、杨更兴，坤伶有梁春楼、梁艳楼等。
王金国宅院很大，门楼抱厦像个大庙，在院内搭彩台。各界名流去得不少，有傅作义。浑源司令谢廉、军长傅荣和、后套司令云洪楼等。出入客人大多是水獭帽子，礼服。来客一律“跳加官”，跳一次给一个条子，凭条子到账房领赏。赏钱最少十块大洋。
客人到来，先给老太太拜寿、然后坐下。班主拿着牙笏请点戏，点的自然都是吉庆戏，点了戏给个红条子，无论赏钱多少，都由“红人”谢台。
头一天,戏先由老太太点点的是“三女红”、“五月鲜”的《牧羊卷》。赏钱50块大洋，单赏30块。“五月鲜”20块，“三女红”10块，公赏20块。
次日、老太太又点了“五月鲜”的一出《教子》，傅作义点了一出《打金枝》,公主“水上漂”扮演，沈后“五月鲜”扮演，唐王“三女红”扮演，单赏30块。公赏20块。
京梆子点了几出小戏，有《喜荣归》、《拾玉镯》、《别窑》等。
观班很愿意唱堂会,除了吃好的，喝好的，赏钱也多，班主贴不了钱，名伶得单赏，底包也能开小份。
堂会上，有头脸的人都要点戏，大多点的是名伶拿手的、自己也愿意看的剧目，然而，点出了戏班没有的戏，也必须得唱。
这次堂会上，总管“洪大个儿”为了使堂会热闹,点了一出《炮烙柱》。这出戏只有“五月鲜”唱过，别人不会。出场人物很多，有纣王、姜后，杨妃、黄妃、妲己、梅伯、黄飞虎、四太监、四彩女、大老公，能唱一个多钟头。
“五月鲜”说：“班里没这出戏。”
洪大个儿说：“你们串一串吧，末日子上!
“五月鲜”不好拒绝，只得答应下来，利用晚上时间赶排。
脚色安排是这样的:“水上漂”扮妲己；孟长荣扮黄妃：“凤凰旦”扮杨妃；“三女红”扮梅伯；纣王找不出合适人选，“铜匠黑”、“板人黑”做派、口语都不行，最后抓了个唱小生的高玉春扮演。唱词、念白不会，由“五月鲜”现教。最后一天终于排成了。
演出效果还不赖，头场“坐宫”，“五月鲜”扮姜后一上场就得了个“碰头彩”；二场“劝宫”，
“五月鲜”有段大板乱弹，叫了三次好！三场“拜宫”(俗称“妲己朝凤”)，这场是“水上漂”的主梁，唱不多，身段表演多，光是“三叩九拜”就叫了几次好。这场“现蒸热卖”的戏，主客都挺满意。
这场堂会，赏钱挺多。仅“五月鲜”个人就得了一百七十多块现大洋,京梆子班得的赏钱少,皆因赴堂会的大官大绅士大都是山西人，爱听山西梆子，点京梆子的戏少。
最后,凭条子领费时，两个戏班闹了矛盾，孙长山要求平分“赏钱”，“五月鲜”坚持点谁的戏谁应得赏，最后，不欢而散。
（十）赶台———“七赶八不赶”、“放踩台”、“赶连夜”
戏班在一个台口唱完，又赶到下一个台口上唱、称为“赶台。”
两个台日间的距离近、自然没说的，如果是离很远，按照戏班的规矩“七赶八不赶”
“七赶”就是说两个台口距离在七十多里以内的。都得在散了夜戏后连夜赶到新台口、不能误了次日的早戏，这叫“赶连夜”。
“八不赶”，是两个台口距离在八十里以外的。夜里散了戏就不赶了。次日白天走一天的路程，这叫“放踩台”。
戏班最愿意台口之间的距离近，既不愿意“赶连夜”。也不愿意“放踩台”。
“放踩台”,白白赶一天路,班主挣不上戏价，伶人挣不上份子(每人只发12个铜子的路费)。此外,戏班的开支也加大，除了拉戏箱的车马费用之外，还得为头路角儿雇轿车或毛驴。即使戏价大，细算账也不合算。
一般只有在两种情况之下戏班才肯“放踩台”：是附近写不出台口,若不放踩台，戏班只有坐着；二是为了接台口，放一个踩台，以后两个月台口都顺当了。
“赶连夜”从经济上无论对班主,对伶人都合算,班主不耽误挣戏价,伶人不耽误挣份子(按规矩，“赶连夜”一天挣一天半的份子,路上还发六个铜子的生活补助).然而,一夜不睡觉，走几十里地的路，到了地方也不能休息，还得唱前晌的戏。实在太辛苦、钱挣上了，可身体受不了。
赶台有时会遇到许多麻烦事：
一是夜晚关了城门。承事老板事先便派人找守城兵幸通融。俗话说：“山海关好过，苦着两个银钱”。只要请守城兵卒下馆子吃顿饭,或送双鞋，送些点心、茶叶，就说通了。为了防止出问题，戏班派个人到城门上等着，什么时间，几辆车、多少人，一一盘问清楚，就放行了。
二是过河怕发大水。戏班在过河之前，要烧香祷香。祈求河神保佑平安无事。如遇到下雨发水。承事老板便让箱棺打几个“软包”，先让“请神的“走，再让前晌戏有脚色的人也背着“软包”走。然后，再想法子让运载戏箱的车马过河。
三是路上不安全。赶连夜时，会遇到狼或土匪。按照江湖上的規矩，土匪是不打劫唱戏的，按他们的说法，都是在外面跑腿混饭吃的，是一家人。不过，土匪在劫道时，怕走漏了消息，暂时不放行。让戏班的人站到一旁等着，土匪劫持完毕，才放戏班的人过去。
赶台碰到意外的事就太多了，不一一叙说。
(十一)赶包——演员赶到别的班子唱戏
从其他戏班临时借角儿唱出戏帮忙。称之为“赶包”。
唱赶包戏，两个戏班的台口必须距离近、比如,在张垣城内,上堡的大兴园赶下堡的翠峰园,两园距离不过几里地，一个二路角儿在上堡唱了“帽儿戏”后。赶到下堡唱“中轴戏”；或者，在翠峰园唱前场戏，赶到大兴园唱后场戏。台口越近越好赶。
赶包有两种情况：
其一，是两个班之间借调大角。这是由两班的班主或承事老板相互协商，双方签订契约而进行的。比如，为了调剂看客的口味、大兴园班以“小昌黑”借换翠峰园的“渭南黑”。
其二,是一个戏班向另一个戏班求援。比如，大兴园的旦角儿“云遮月”临时因故不能出台,
向翠峰园借旦角儿“半张胭脂”,“半张胭脂”在翠峰园演罢戏便到大兴园赶包。
其三,伶人因与班主,承事的私谊而去帮忙。比如须生泰斗李天顺与玉顺班班主“假天明亮”
董玉山颇有私谊。董玉山请李天顺帮几天忙，那么，李天顺在自己长胜班的戏唱完了，就可以到玉顺班去赶包。
民国年间,张垣伶界中赶包最多的是武戏演员,比如，同德戏园武戏演员多,像武丑李春来、武净张少池，武生田月楼、刘胜忠、懿万春、张万云等。他们常演的戏是《落马湖》、《嘉庆府》《八蜡庙》、《白水滩》、《花蝴蝶》、《刺巴杰》等。
有的戏园没有武戏演员，而看客又要求唱武戏，于是该班班主便向同德戏园借这一帮武戏演员。
赶包有三好：
一是班主有人情。按现在的说法，就是互相协助，互相支援。今天我帮了你，明天我有事你也得帮我。
二是伶人个人有收入。有的虽然不一定给戏份，但酬礼也不会少。
三是看客喜欢，庙首高兴，他们能多看几个好角儿，文武戏全能看得上。
总之，赶包，就是伶人同日到两个台口去登台露演，戏码错开。着急的时候连妆也不卸，这台戏刚唱完，下台马上就跑，去赶另外的台口。
(十二）掉包——名伶挣双份子的办法
住了某戏班的名角儿，由于手头拮据或其他原因，利用演出之余的休息时间，到另外一个戏班短期挂牌演出，挣双戏份，这叫“掉包”。
民国时期，每年秋天，口外的粮车从坝上络绎不绝地下来，聚住在张垣的西沙河一带。西沙河席片园的班主黄德胜为了招徕看客,便跑到园馆班里去拉掉包的名伶。
凡是请掉包的名伶，班主都得舍得出大价钱。比如,“盖天红”李景云就掉过包。“盖天红”在大兴园一天挣四吊钱，到黄德胜戏班去掉包，一天能挣十吊。从表面上看，黄德胜付出了大价钱,其实,他的戏班挂出了“盖天红”的牌子，戏票多卖了好儿倍。
(十三）分包——戏班分赴两个台口
班戏在同一个时间里揽下了两个台口。而这两个台口又都是“死日子戏”,唱戏的时间不能改变。每逢出现了这种情况，这个戏班就得一分为二，分赴两个台口去同时唱，这就是“分包”。
怎样分包呢？一部分伶人带着戏箱赴台口去唱戏。这叫“硬包”；另一部分伶人将所拟演出的剧目需用的“行头”、道具打成包袱背上去台口，这叫“软包”。
唱分包戏必須事先征得等戏者的同意。比如，民国八年(1919)五月二十，写头“钻天鹞子”田贵为长胜班写好了宁远堡的火神戏。戏价为100吊；谁知，百二倾村又找他写五月十八的庙会戏,愿出戏价120吊。田贵舍不得扔掉这块“肥肉”，便也写了约。这等于戏班在五天内唱两个台口。
五月二十这天，是百二倾的“末日子”，同时也是宁远堡的“起日子”,田贵到宁远堡与社首商量。谁料说就“崩了”!社首说:“我们花大价钱写你们，约上说的是全班角儿都来，来不了，就下价钱,”田贵不愧为“钻天鹞子”。凭着他生花妙口对社首说“咱村的戏,二十的清早是请神，来上三个人吹个弯弯调调就行了，接着是一个‘帽儿戏’和三出‘神戏”，都占不了几个人。后晌的‘大轴戏’《双官诰》，主梁才两个人，五个人就能唱全出,分包不碍什么事！”社首觉得有道理，可又不甘心：“这么大的价钱，唱个分包。多冤呀!”田贵道：“咱唱戏是为敬神，图个大顺大吉，保佑村里平安无事，多花点钱算什么…”。社首只好点头应允。
唱分包戏，倘着缺了角儿，或场面不够，可以到别的戏班或鼓班去借，也可以找票友来凑。
打“软包”去台口的虽然所需人数不多，必须个个都能顶活。除去一两个主角儿外，其余四五个也都须是硬底包，红、黑、生、旦、样样能唱。
分包只能在“起日子”或“末日子”。凡是“正日子戏”，必须按契约上写的，所有角儿都得到齐。
唱分包戏，戏份子大，挣一吊的可挣到三四吊，然而，最占便宜的还是班主，班主挣了六天的钱，却给伶人开五天的戏份。
分包赶台口是很辛苦的。民国十年(1921年）五月十三，长胜班在宣化分包，唱完东门外庙戏赶张家口鼓楼东的关帝庙台口,原来拟乘九点钟的火车，十点多即可赶到，谁知一场大雨冲坏了铁道，打“软包”的伶人连夜赶了30公里，才算没误事。
